1980年，全国人大五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：批准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四市设置经济特区。自此，中国经济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吴南生

[开篇语]

中国“经济特区”，广东有三：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。

而立之年，特区不“特”，是个不争事实。然而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“试验田”，先行先试的“探路石”，在全国推行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上，它们功不可没。不管现今，曾经的“先锋官”们，是顺利步入坦途，还是深陷突围瓶颈，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，中国发展的见证。

特区始建之初，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？一路走来，如何磕磕碰碰，披荆斩棘？有过哪些惊喜，留下哪些遗憾？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背后，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？

谈经济特区，绕不开一个人：吴南生。

他最早提出“广东先走一步”，并以“要杀头就杀我”的豪言，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。是他，第一个“吃螃蟹”，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，让深、珠、汕闯出一条“引进外资，实行市场经济为主”的新路。

刊发本文前夕，本报邀吴老题字。他欣然允诺，挥毫书下——“纪念特区三十周年”。字字铁画银钩，遒劲有力。

忆往昔，老人豪情依旧。他说，那是一个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时代。特区从诞生，到发展，用北宋名相王安石的诗句形容，最入木三分——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

节外·生枝

首拟汕头 差点落选

吴南生的大胆建议，先后获得广东省委和中央的肯定。不过，特区之路，充满变数。

究竟这块“试验田”，选哪好呢？

吴南生初拟“汕头”。理由有三：“一、除广州外，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。二、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全国最多，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可动员。三、万一办不成，影响不大，它僻在一边嘛！”

1979年4月，中央工作会议决定：在广东的深圳、珠海、汕头，福建的厦门，试办特区。

本以为尘埃落定，岂料，不多时，汕头特区又缓办了。怎么回事呢？

原来有内情。时年的5月14日，前往广东考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谷牧，找了吴南生私聊。

谷牧开门见山，说了大实话：中央有个意见，依汕头目前的条件，还不够办特区，只办深圳、珠海。他询吴南生想法。

一听这意见，这个世人眼中儒雅的文人书生，一如他当初誓担自己脑袋办特区的壮志一样，放了狠话。

“谷牧同志，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，我也不负责特区了。不是因为汕头是我故乡，而是因为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的，海外的朋友们都知道。不办了，我就失掉信用了。一个没有信用的人，是不能办特区的！”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，那么，推迟办行不行？”谷牧问。

“行！”吴南生也让了一步……

两个月后，著名的“中央50号文件”一锤定音：“出口特区，可先在深圳、珠海两市试办，待取得经验后，再考虑在汕头、厦门设置的问题”。

特区·滥觞

寒酸家乡 震惊游子

天晓得，正是吴老的一出“游子归乡记”，催生了中国“经济特区”。

1979年初。吴南生兴冲冲跑回家乡汕头，此趟，他本为“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”而来。结果，一到那，他傻了眼：举目四望，这座曾经繁华的海港城市，一片苍凉：楼房残破不堪，街道污水横流，道路不平，电灯不明，电话不灵……父老乡亲们穷得叮当响，寒酸得不成体统——住的是被戏称为“海南新村”的简易棚子，日子甚至比革命前还苦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新中国成立时，汕头跟香港差不多。可30年过去了，香港成了‘亚洲四小龙’；一场‘浩劫’，汕头却是死港。”身为广东省委书记，吴南生心里五味杂陈，很纠结。“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枪杆闹革命，可不是为了换取一副满目疮痍的江山！”

“一切非改、非变不可。”他寝食难安，脑子里翻江倒海，想出路。

改革·雏形

友人一话 计上心头

来自侨乡的吴南生，海外关系多。在汕头的两个月里，忧心忡忡的他，就是在跟海外朋友闲聊时，都不忘揪着一个问题：“有什么办法(可脱贫)吗？”

谁知，这一问，还真给他问出个门道来。有友人献计，一针见血：“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‘出口加工区’？敢不敢办像‘自由港’这类的东西？如果敢办，那最快了。你看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……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！”

听罢，吴南生恍然大悟。一纸宏图，眉目了然。

这年的大年初六晚。感冒发烧中的吴南生，异常亢奋。他给主政广东省委的习仲勋、杨尚昆及省委发去电报。

这可是个“巨无霸”电报：1300多字！字字千钧，道出特区的初步设想——“要改革，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。没有经验，可先突破一点。划出一块地方，设置海外出口加工，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，减税收，简化手续，打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，下放权力，彻底开放，把市场经济引进来……”

一名·难求

特区之名 历经波折

“经济特区”四个字，如今读来，习以为常。可当初命名，竟还颇费周折，留下一段古讲。

“划出来的‘试验田’，叫啥名好呢？叫‘出口加工区’吧，和台湾一样，那就糟糕了；叫‘自由贸易区’吧，又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；叫做‘工业贸易区’吧，也不像……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，一直没着落。”

1979年，邓小平南巡深圳时，听吴南生说名字还未定，当即拍板：“就叫‘特区’嘛！陕甘宁就是特区。”

终于有头绪了，大家很高兴。但该称为什么“特区”呢？又费脑筋了。

不久，谷牧在上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考察报告中，首次提出“出口特区”。

这时，改革反对派们嘘声四起：“他们不懂！陕甘宁是‘政治特区’，不是‘经济特区’”。

一下子，急于筹建特区，却在名字上一直有分歧的改革者们大受启发：“经济特区”？这个名字好啊！1980年5月，中央正式批准“经济特区”用名。同年8月26日，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》出炉。从此“8·26”，成为深、珠、汕三大特区共同的“生日”。

是反对派，起了“经济特区”这个名字。历史的选择，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思议。

艰难·前行

石破天惊 争议四起

经济特区的成立，在当年是石破天惊。挂牌后，“寒流”滚滚南下，明枪暗箭，纷至沓来。对备受压力、阻力的吴南生及特区人而言，“很有些‘秋风萧瑟’的味道”。

因长期的闭关锁国及“极左”的影响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对试办经济特区，从一开始，就质疑汹涌，争议不断。

蛇口开发之初，不少老战士泪流满面、痛心疾首，担忧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拼来的土地，被出卖了。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，愤慨不已：“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，遍地都是资本主义”。内地有媒体，甚至公开将其影射为“旧中国上海的‘租界’”。国家计委专门开会大批特批深圳。接着，广东、福建两个省委常委被召到北京开会，开一次不行，又再开一次。吴南生开玩笑说：“二进宫！”

一时间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经济特区被称为“国际资产阶级的‘飞地’”、“香港市场上‘水货’之源”、“走私的主要通道”……没完没了。

面对各种非议，吴南生和同事们“约法三章”——只做不说，多做少说，做了再说。“总之一句话，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，弄不清看不明的时候，把经济搞上去再说！”

但作为开拓者，吴南生的心仍悬着。由于过度劳累，198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，在光着膀子向中央写实情说明——《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》第九稿后，这个内敛的硬汉，终因急性心包炎倒下，被抬进医院……

雨过·天晴

小平题字 平息声浪

所幸在1984年。邓小平南下视察后，颇为满意，提笔写了——“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”。他特别强调：“我们建立特区，实行开放，有个指导思想，就是‘不是收’，‘而是放’。”如是，对特区的否定声浪，才渐次平息。

三年后，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，再度肯定：“深圳搞了七八年了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……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，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，不仅是正确的，而且是成功的。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。”

至此，吴南生等特区缔造者们，才真正松了口气，如释重负。

“抗战用了八年，创办经济特区到那会，也用了八年”。如今，回首特区往事，对于曾经那些非议，吴南生只道：“不必再提了。”他相信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而实践是需要时间的。它能说明一切是非对错，黑白曲直。

现在，最让他感慨的，是这30年，过得太快了。弹指一挥间，多少风风雨雨，惊心动魄，都付诸笑谈中。

记者手记

特区使命仍未终结

东山某院落，绿树成阴，寂无声。吴老的寓所在一楼。居室里，字画满墙，有他自己的佳作，也有名家精品，翰墨飘香，醉人眼。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——《孙子兵法》的“兵经”，是吴老自勉一生的话，亦是他的风骨。

如今，这位曾勇立改革开放风口浪尖的“特区拓荒者”已归隐闹市，甘于淡泊，回归一介布衣书生的生活。

对满头银丝，才思敏智却不减当年的老人而言，粗茶淡饭，怡然自得；题诗作画，谈禅论书，乃最大喜好和消遣；闲时，品一杯清茶，听听潮剧，和三五好友拉拉家常，快意，足矣。与普通潮汕长者，无异。老人家上次现身的公共场合是博物馆，他在那里无偿捐赠了自己收藏多年的古字画。

办特区的事，老人家似乎已不愿再屡屡忆及。因为每次重复同样的内容，也必要重复同样的心潮驿动，有高血压的他，常常选择“不提也罢”。

但，寄望仍在。“深圳特区能成功，就在于‘五湖四海’，在于‘得道多助’。如今改革还在过大关，特区使命仍未终结。不忘历史，汲取智慧，继续敢为人先，打破体制机制障碍，为中国改革探路。这是我对特区的一点期待。”吴老话语平静，却掷地有声。

[人物档案]

吴南生：广东经济特区主要开拓者。1922年生于汕头市。1936年参加革命队伍。1949年从东北随军南下，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、省委书记。1979年，负责筹办广东三大经济特区，并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、深圳市委第一书记、市长。

（来源：《新快报》）